1976年初夏，母亲从县城调到池州港口粮食储备仓库工作。记得那里叫做大新库，里面有四座大仓库。仓库又高大又阴凉，里面码放着用麻袋装的大米、稻子与麦子，一直堆到屋脊。每到粮食进库的时候，我和玲忍不住地跟在工人后面，呆呆地看着他们喊着号子，把一袋袋粮食从货车与仓库之间架起的跳板上扛到仓库里，整整齐齐地码放好。玲扎着两根粗粗的辫子，小嘴总是嘟噜着，眼睛里满含小鹿般的惊慌与忧虑。她不大爱说话。数了整整一个夏天，我们也没有数清楚仓库里究竟有多少袋粮食。

我们一家总算在仓库旁边的平房里，有了较为安定的住所。父亲还是每个周末回家一次，周一一大早我们还没有起床，他就骑着“大凤凰”去马牙农校了。母亲在大新库做主办会计，每天夜里我们在睡梦中，还能听到她算盘珠打得噼里啪啦响。

初夏的日子，如同我们姐妹懵懂初开的眼睛所看见的世界，色彩斑斓。平房门前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种下了两棵苦楝树，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，它紫色的花朵在我和玲的注视下一朵朵绽放开来。

这个时期，人们学会了沉默，安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我和玲上中学了，正是十三四岁的花季年华。两棵苦楝树，面对着长江静静地生长着。初夏，那些张扬的桃李已经谢了芳华，此时，苦楝树的花朵正以它迷茫的紫色，伴着我们忧虑成长。我们举起双手，踮起脚尖，正好够得着它足够承载我们瘦弱身体的枝丫。傍晚，我们常常把自己挂在苦楝树的枝丫上，轻轻晃悠着，看见江面上放排人气势磅礴地顺流而下。几百米长的木排，只要一前一后两个人掌握方向，就可以顺势运往下江的港口。放排人吆喝着：“吆喝吆喝顺流走啰，哎嗨吆喝一竿到吆……”声音在江面回荡。他们的号子无意间停留在我们的心里，激励我们：一竿在手，大江退后。

这里是白洋河与秋浦河交汇于长江的港湾，水面一道浑浊一道清澈，一道平缓一道湍急。来不及放走的木排，会在港湾停留一段时间。太阳下山后，我和玲故意把家里的毛巾、抹布，还有我们换下来的衣服，拿到木排上清洗。母亲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竹篮一个棒槌。顺着木排走过去，可以走到近乎水中央的位置，我们各自找一个已经磨光滑的大木头，蹲下身，用棒槌死劲敲打着衣物。那个声音至今仍难以忘怀，总让人心碎而又莫名感动。有一次，我在玲的前方专注地捶打着衣物，玲就在我后面大约两米的地方。捶着捶着，后面听不见一点声响，我感觉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大事不好，玲不见了。我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，只听见江水拍打木排的声音。我正准备回家喊大人，玲从两排木排的缝隙间冒了出来，哭着说：“姐姐，我掉下去了，顺着一点亮光又钻出来了……”我把她拉上木排，我们俩抱着哭了起来。十二岁的玲，当时一点不会游泳，她是如何从水下一片黑暗中找到方向钻出来的呢？只能说她是个幸运儿了。

一天，我和玲又挂在苦楝树上说悄悄话：“姐，这树开的花我真喜欢，特别是这个紫色，看着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痛……”“我也是，多想有一件这样颜色的衣服啊！”这话正好被母亲路过听见了。

于是，母亲跑遍了县城卖布的商店，终于买到白底上面开满紫色苦楝花的棉布。母亲向上海知青王阿姨借来最新款的裁剪书，我们挑选了一款大燕尾领的娃娃衫。母亲先用旧报纸剪成一片片衣服的样子，再把花布裁剪成衣服片。我们家有一台新买的蝴蝶牌缝纫机——一晚上，我们都在缝纫机均匀的踩踏声中，微笑着睡着了……第二天，衣服做好了，母亲在衣领下面钉了两粒紫色的有机玻璃纽扣。我和玲穿上母亲刚刚做好、还留有缝纫机油的新衣服，相视一笑。母亲用双手左一个右一个拥着我们说：“既然你们俩这样喜爱楝树花，妈妈有一句话你们要记住了，楝树开花你不做，蓼子开花把脚跺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那是花季绽放的紫色生命，在江水拍打声中成长的记忆，是苦涩的少年最甜美的回忆：母亲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每一个梦想，都可以努力实现。从此，我们如同苦楝树一般历经风雨，身披紫色的“羽毛”开花结果。